在宣誓程序中，宣誓人是面对共同体公民作出的承诺，而公民就是相对人。

因此, 全民人民概念有利于在整体上推进权利的实现, 从而在整体上推进宪法的实施。任何公民, 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人民检察院批准, 不受逮捕 (85条)。

) (23)该修正案规定:宪法第二十八条:‘国家维护社会秩序, 镇压叛国和其他反革命的活动, 制裁危害社会治安、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和其他犯罪的活动, 惩办和改造犯罪分子。例如, 它一方面宣称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 另一方面却不合逻辑的说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 (序言) ———没有阶级, 何来阶级斗争?在国家性质问题上它虽然回到了1954宪法的人民民主专政, 但是还要加上一句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 (序言)。民国三年的《中华民国约法》沿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做法。摘要:  "人民"在古汉语中是指普通百姓,是帝王的财产,蒙昧的一群。革命立宪的根本政治原则是人治, 而所有全民立宪的根本政治原则无一例外都是法治, 因为革命本身就是无视规则的, 而全民立宪假设的前提就是规则下的人人平等, 平等的人之间的关系唯有依据法律才是正当的。

(6)《钦定宪法大纲》规定: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 万世一系, 永永尊戴 (第一条) ;召集、开闭、停展及解散议院之权。因此, 新权利的入宪本身就是由革命人民走向全民人民的重要举措。审议范围的有限性 2015年9月，随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高检发[2015]10号）（以下简称高检《司法责任制意见》）的相继出台，建立在权责利相统一基础上的司法体制初具雏形，值得关注的是，这两个意见中首次将惩戒委员会增设为法官、检察官责任追究的审议机构。

惩戒委员会的设立依据来源于三份规范性文件：高检《司法责任制意见》、两高《惩戒制度意见（试行）》以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保护司法人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规定》（2016年7月28日）（以下简称中办、国办《保护司法人员依法履职规定》）。由于组织人事部门和人民检察院纪检监察机构都是检察机关的内设机构，所以当事检察官所属检察院是检察官惩戒的决定主体，检察官惩戒委员会的惩戒意见理应向该检察院提交。这两种价值取向并不矛盾，恰恰是对不同价值的兼容和并重才能构建成熟稳定的公职人员责任追究体系，这与刑事诉讼法兼容了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两种不同取向价值方能有效运行是一个道理。两高《惩戒制度意见（试行）》重点规定了表决规则，并未对评议规则作出具体规定。

从各试点地区陆续公布的惩戒委员会章程等规范性文件和成立大会情况来看，检察官惩戒委员会是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法委员会或其下设的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的推动下在省一级设立，于省级检察院设办公室，定期或不定期召开会议。外部冲突需从理论梳理和有效衔接方面入手解决，内部冲突需要根据职能定位初衷从制度建构细节上予以矫正。

专门委员和专家委员实行不同的选任规则：专门委员多代表单位，实行席位制，如遇工作变动，由其接任领导自然替补。第五条为坚持廉洁操守，自觉接受监督。失职渎职行为均发生在履职过程中，是否存在重大过失需要专业判断，此三类行为提交惩戒委员会审议比较适宜。而对于惩戒形式和幅度，只是根据认定的事实从理论和现行规定上提出建议，相当于刑事诉讼中的量刑建议功能。

一年之后，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启动，随后党的十九大报告又进一步明确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将试点工作在全国推开，组建国家、省、市、县监察委员会,同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其中，由法律专业人士组成的法官、检察官惩戒委员会作为惩戒审议机构的建制就是为了实现公正追责、有限追责和保障履职的目的。而从目前的规范性文件依据来看，并未明确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审议采取何种具体程序，也未规定审议细则。简言之，我国的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只负责对检察官司法办案过程中是否存在违反职责的行为提出专业意见，是在原有的检察官惩戒制度中增加的一个特殊环节，并未改变原有的惩戒体系。

关键词：检察官惩戒委员会。惩戒决定由检察机关作出，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5]笔者认为，监察体制改革所影响的是司法人员纪律惩戒体系的一般架构，而司法责任不同于一般违反党纪责任、违反司法纪律责任，是与法官、检察官履职相关的特殊责任类型，遵循司法责任制改革所设计的追责体系。当事检察官既可以向惩戒委员会提出异议，又可以向作出决定的人民检察院申请复议，这种程序设计说明，我国惩戒委员会虽无惩戒决定权，但享有事实认定权，是解决检察官在司法过程中违纪违法行为事实认定问题的专业评定机构[1]，其事实认定结论对当事人和相关检察院具有约束力，但对如何惩戒只有建议权，功能类似于只负责判定罪名是否成立的英美国家定罪陪审团。

内容摘要：我国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应当被定位为对检察官惩戒享有事实认定权的惩戒审议机构，具备专业性、合议性和审议范围有限性三个特征，承载着实现公正惩戒与履职保障的多重功能。对违法的公职人员依照法定程序作出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等处分决定。最新版为2016年版，具体内容共5条：第一条为坚持忠诚品格，永葆政治本色。表决程序既可以设计为一揽子表决形式，即一次性对惩戒方案进行表决。当事检察官对惩戒决定不服的，应当向作出决定的人民检察院申请复议。为了避免选任的随意性和专业性偏离，笔者认为应当摒弃专家委员和专业委员的类别划分，由各省按照上述适宜参与检察官惩戒的法律职业共同体成员类别建立分类别专家库，以备抽选，并设定不同的入库标准。

试点地区对于惩戒委员会是否应当组织听证也规定不一。目前全国多地已相继成立法官、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开始了相关制度探索。

[3] [美]Cynthia Cray:《美国州法官纪律惩戒研究》，载怀效锋主编：《司法惩戒与保障》，法律出版社2006年9月版，第193页。如果建议给予党纪处分，应当向国家监察机关或其派驻机构提交。

专门委员一般由省（直辖市、自治区）的政法委、组织部、纪检委、人大内司委、公务员局（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政协、高级人民法院、省（直辖市、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等单位的分管领导担任。[11] 比如在法国，一名司法官在被纪律调查期间可以获得一名同僚、一名驻国家行政法院和最高法院律师或在律师工会登记的一名律师的帮助。

所以，如果细究，在我国，纪律责任与伦理责任并非并列关系，而是交叉关系。其二，错案结果引发启动：对检察人员承办的案件发生被告人被宣告无罪，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确认发生冤假错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跑或死亡、伤残等情形的，经人民检察院纪检监察机构核查认为应予追究司法责任。监察体制改革之后，公职人员的违纪调查和处置主要由监察机关完成，但惩戒委员会审议环节仍应是司法人员司法责任追究的必经程序，这也是违纪调查权接受外部监督的方式之一。参见徐显明：《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思考》，载《中国法律评论》2014年第3期。

参见蔡碧玉等著：《检察官伦理规范释论》，中国检察出版社2016年9月版，第7页。惩戒委员会是司法责任追究体系中最为典型的制度设置，其专业性、合议性以及透明度较高的运作方式都体现出司法官惩戒从内部行政化处理程序转向准司法程序的局部尝试。

如果二者同时涉及，则应当同时向检察机关和国家监察机关或其派驻机构提交。笔者认为，惩戒检察官涉及对检察官名誉的贬损和权利的剥夺，所涉均为较复杂的专业问题，各方在场的听证形式最为适宜。

要制裁一名法官的不当行为所需要的证明标准，应当与保护司法制度有效运转的重要性相称——因此比证明私人过错要严，比证明刑事犯罪要松。2016年两高《惩戒制度意见（试行）》中设置了一种对惩戒委员会审查意见可提异议、对检察机关惩戒决定可申请复议的双救济程序：当事检察官或者有关人民检察院对惩戒委员会的审查意见有异议的，可以向检察官惩戒委员会提出，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应当对异议及其理由进行审查，作出决定，并回复当事检察官或者有关人民检察院。

调查涉嫌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权力寻租、利益输送、徇私舞弊以及浪费国家资产等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行为并作出处置决定，对涉嫌职务犯罪的，移送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由于吸收多方专业人士参与，且委员之间没有科层关系，权利义务平等，所以委员会委员发言机会和意见效力均等，基于群体决策原理构建审议规则，经过充分合议获得最终结论。虽然两高规定和各省的章程里对检察官惩戒委员会的工作程序没有统一规定，但均要求调查方提供事实和证据，当事检察官有权进行陈述、举证、辩解，准司法模式特征十分明显。从高检《司法责任制意见》第42-44条中关于惩戒程序的规定来看，我国对检察官司法责任追究采取调查、审议、决定职权分立模式：人民检察院内部的纪检监察机构是检察人员司法责任的调查主体，省、自治区、直辖市成立检察官惩戒委员会，有权根据事实和法律规定作出处分建议。

检察官惩戒委员要发挥制度功能需要解决来自内外两方面的冲突：一个是监察体制改革的影响，一个是实践中试点探索对惩戒委员会功能定位的偏离。笔者认为，国家对司法职业保障的初衷不应因权力配置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应因违纪违法调查的效率需求而动摇对司法人员公正惩戒、有限惩戒的总体原则，完全可以通过设计多元的制度通道来实现不同价值的兼容并存。

由于惩戒委员会听取各方意见，并进行多方审议，在事实认定方面具有较强优势。[12] 《美国律师协会法官纪律惩戒程序示范规则》规则七：证明，载怀效锋主编：《司法惩戒与保障》，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9月版，第371页。

[4]也就是说，法官、检察官的所有违纪违法行为都在监察范围内。其他部门专家应具法律背景，比如曾出版法律类专著，或有担任法官、检察官经历等。